最後只留下一首歌——班·夏塔克《有聲之年》讀後

讀班·夏塔克（Ben Shattuck）的《有聲之年》（The History of Sound），精簡流暢的文筆讓我十分喜愛，或許譯者鄭依如（翻譯碩士）亦居功不少。翻譯文學讀得如此酣快淋漓，我想是一次難忘的體驗。

翻開書扉，頓時墜入美國東北岸離島郊鄉的情境，在各自的短篇中穿梭於不同的年代，從十九世紀開荒墾土的南塔克特、二十世紀初期一戰後的社會縮影，到八九零年代的新英格蘭城鎮氛圍，夏塔克將我抛進了彌漫著濃厚鄉土情懷的美國當代草根物語之中。

為了一段孽緣、一首歌曲或是一場不著邊際的邂逅，夏塔克邀請讀者踩進他者生命的泥沼，跨越時空維度，借時光之筆，將我們各自懷揣的離散與凄楚鑿寫在蠟筒上，等待有一天我們搖動留聲機的把手，釋放出經時間發酵而變得醇厚的種種悸動。

看過了<有聲之年>電影版再拜讀原著，一幀幀畫面清晰掠過眼前，憂鬱瘦削的大衛，多情躊躇的萊諾，那場北方採風之旅，以及飄散在空中在樹林裡在海岸邊在松針下的嘹亮敘事詩歌。

從影像復歸文字，像是瞥見將濃烈的歌聲孵化以前，樂手在琴鍵和五綫譜上斟酌猶疑的表情；看不透猜不着，只得按捺等待，等待時間把當事人持續往前推，推向萬劫不復的懸崖，抑或是一種輕舟已過萬重山的坦然。

短篇小説的難處在於，要在特定的篇幅内讓人物關係和時代背景順理成章，才能醖釀出後續的情緒張力，烘托角色情感的佈局和棱角，并且做到點到即止的收尾。

從這一點就能看出，夏塔克的筆觸著實精妙，充滿魅力，讀著他簡潔精悍的文字，常給我許多宛如奧利佛·艾爾曼紐斯（Oliver Hermanus）鏡頭下的畫面，凝練、靜慢、不張揚，卻總是籠罩著一股不明就裏的憂傷，彷彿那一年深秋的斜陽正預示著來冬不可避免的寒冷與孤寂。

十二篇故事獨立存在，卻也彼此隱隱交織，<南塔克特的埃德溫·柴斯>裡出現的素描畫後來再度登場於<銀髮夾>中，<嫁接>裡的蘋果樹撐到了<小天鵝>中成為家傳見證，而故事的時間軸往往躍進了一個世紀。

是文字的彩蛋，也像是作者巧擅將時光付諸文字時把玩的戲法，或是一種精神傳承的隱喻。如此行雲流水的文風也讓我想起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波蘭作家奧爾嘉·朵卡萩（Olga Tokarczuk），以及同樣擅寫短篇小説的美國作家喬治·桑德斯（George Saunders）。

誠如他在<小天鵝>末尾所描述的：「一百年後……所有問題都早已成了陳年往事，一點也不重要，彷彿從未在這片大地上存在過一般。」無論是多麽迂迴或深陷谷底的生命課題，隨著時間叠覆，最後通常只會留下一首歌、一則傳説或是再無足輕重的一襲耳語，如風如訴，輕悄盪過誰的耳際，爾後消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