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面鳥和証拠

多語學習是馬來西亞人的一大特徵，或是說本質，因為自幼稚園開始，我們的語言教育（於華人而言）便是三語起跳。

華語從點橫豎撇開始認識漢字結構，馬來語和英語共用羅馬廿六個字母拼裝組合，同一個「Air」可以是馬來語的水亦是英語的空氣，發音不同，詞義迥異，卻幾乎在同一個學育時期植入我們的腦袋。

於是相信大部分大馬人皆多所有感的是，在初學馬來文和英文的孩童階段，我們常把兩者的詞匯混淆顛倒，問起蘋果會一時搞不清楚究竟是「Epal」還是「Apple」，諸如此類。

當然，接受了超過十二年的基礎教育成年後，我們都不再輕易犯糊塗，反而在現實生活中練就了隨時切換語言、甚至混用語言的能力——這在多語環境的社會中并不罕見，其實并非大馬專屬。

常説語言是活的，用語會隨著時代和社會趨勢產生變化，一個字詞可能就會透露一個人的年代坐標，比如「時髦」早已不再時尚，「夯」則散發一種千禧年前後網路逐漸普及的氛圍。而一個人選擇接觸的人時地物亦非常直接地影響了他們的表達風格，甚至思維走向。

自新冠疫情認真踏入日本語勉强至今超過六年，我的語言範疇算是「加一」擴充，儘管羞愧而言，馬來語説得仍舊落漆，英語亦只有中等程度，我最游刃有餘的還是母語中文。日本語純以興趣為契機，在國内少有日語用度的大環境下，幾乎是無用武之地，以至於我的會話和聽力總是卡在日本小學低年級水平難有進展，惟日日接觸的讀寫能力自認還算不賴。

偶爾和曾旅居日本如今在美國的小姑在通訊軟體上聊天，深知我在不斷精進日語的她常發來錄音簡訊，直接以日語侃侃談起她在奧勒岡的生活點滴，或是詢問我這邊廂的家鄉人事。每一回我都必須先在腦海裡稍微起草一遍想表達的内容，然後才一鼓作氣地試著説出口，以牙牙學語般不成氣候的日本語音檔回覆她。

那種時候，我總有一種感悟：語學最關鍵的果然還是環境。姑姑離開日本已經超過二十年，可每每開口說起日語依然饒有韻緻，彷彿沉眠的大和魂再度蘇醒。待過日本果然就是不一樣！我總這麽感嘆。為了好好加强我的口説，我也只得像大部分語言專家强調的，硬著頭皮說就對了，唯有説出口才有磨練的機會。

也許是長時間訓練自己把腦袋捏塑成日本語的形狀，我發現自己的日語敏銳度和讀解速度確實有明顯的躍進，但與此同時，我的其他語言似乎也在不知覺間鏽鈍了不少。

好比那日和翻譯團隊的同事開綫上會議，商討關於某個專案的企劃内容時，我正想説出英語的「證據」一詞，當下的腦海卻直接空白一片，彷彿宕機般不知怎的就是想不起來；那個尷尬的瞬間，直覺彈出我舌頭的字竟然是「証拠」，也就是日文的證據。

另一回則是隨家人到一農家餐廳聚餐，餐廳隔壁就是自家種植的菜畑，角落裡還豢養了鷄鴨鵝豬。我帶著孩子走到圍籠前，就地見學家禽牲畜。一隻巨大的火鷄撐開尾羽，發出尖銳的咕咕叫聲跳到我們面前，一臉兇相，孩子問我那是什麽，我第一時間想到的是「七面鳥」，爾後才迅速轉譯成火鷄，把自己從東瀛列島拉回赤道半島。

所以我非常欽佩那些能一口掌握多種語言且擅於調度使用能力的人，因為要精通一個語言已經不易，更何況是能同時在幾個語言之間來回切換。跨過一個語境就是跨越一條國疆、一道文化藩籬，那背後蘊含了超乎語言本身的民族特性、生活態度，乃至歷史脈絡。

語學不僅要花時間慢慢打磨，毫無捷徑，還必須敏銳地跟進語言隨著時代演進而生出的各種新歧義，因而在他們行雲流水暢所欲言的流利口才下，其實埋藏了多少他人不知悉的努力和心血。

而要不是工作所需，在人工智能翻譯幾乎要取代人類譯者的這個年頭，誰還會想要投資寶貴的時間和精力在一個語學上？花好幾年也未必上手的一個外語，一台儼然是哆啦A夢翻譯蒟蒻的手機就能當下解決問題，確實讓進入一個新語言變得更加缺乏吸引力，或是需要一個更加難以動搖的理由才行。

順帶一提，翻譯蒟蒻的原文「翻訳こんにゃく」的讀音為「Honyaku Konnyaku」其實藏有藤子不二雄的押韻巧思，而這或許就是我無償學習日語的其中一個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