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痛之後的極樂——讀阿蘭達蒂•洛伊《極樂之邦》

因為一趟印度之行，我走進了曼布克獎（Man Booker Prize）得主阿蘭達蒂•洛伊（Arundhati Roy）相隔20年再推出的長篇小說《極樂之邦》（The Ministry of Utmost Happiness）。

在顛晃的火車中、在喧鬧的月台、在安靜的飯店房間裡、在飛機上，我一頭栽進了這部史詩巨作，跟隨書中角色穿梭在新德里的城市街角和查謨克什米爾（Jammu and Kashmir，簡稱JK）的窮鄉僻壤等地，窺探亂流華美的印度在種族衝突和政治分化下的種種悲歌。

誠如作者在一次訪談中所言：「小說即是真相。」（Fiction is truth）自第一本讓她名聲大噪的處女座《微物之神》（The God of Little Things）後，這位印度女作家暫且擱下寫小說的筆，跑去參與倡議各種平權的社運，在報章雜誌上發表一針見血的政治批判文，儘管遭到當局關押，也阻止不了她勇敢為所熱愛的土地發聲的機會。

20年後，她重新投入小說創作，利用這些年累積的真實所見，織編了這片格局恢弘、故事架構繁複細膩的華麗地毯，借書中的幾個角色訴諸一場關乎政治鬥爭與貪腐、克什米爾獨立運動衝突和印度社會階層實相的腥風血雨，虛擬的角色中透現出真實的存在，虛中有實，實中構虛，讀來與其說是一部人物眾多的小說，毋寧說更像是一篇加長版的國際社論，越讀下去，你越難以假裝出現在扉頁中的他們不是活生生歷經血淚苦痛的印度百姓。

無論是貫穿整部小說的變性人安竺，在印度社會底層掙扎求存的篇章，還是借大學畢業後加入政府情報局工作的賈森，以第一人稱視角揭露執政當局的立場，觀望整個動蕩不安的局勢，又或是從神秘孤僻的美女蒂洛，和她那藕斷絲連的地下組織情人穆沙之間若即若離的關係，來帶出印度北部的宗教和政治流血衝突；我跟隨這些描寫得活靈活現的角色，近身深入印度，就像我當下身處印度旅遊，看到聞到聽到感受到那片次大陸捎來的熱風，斑斕的色調中永遠不缺赤貧的景色。

肉身的我踩過位在新德里的穆斯林聖地、也是印度境內最大的清真寺「賈瑪清真寺」（Jamal Masjid），精神的我看到安竺在這裡的階梯上初逢她後來發揮母性悉心照顧的養女讚娜，身邊擦肩而過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在熾熱的大太陽底下極盡所能慫恿旅人乘坐嘟嘟車，那些黝黑的臉龐只有對金錢的渴望。

阿蘭達蒂•洛伊寫：「她沿著堆滿塑膠袋、五顏六色的垃圾掩埋場走了好幾公里路，一群孩子在那裡挖寶。烏鴉和栗鳶在天空中盤旋，不時飛下來，和孩子、豬和野狗搶奪地面上的東西。」徒步穿過牛群與雜亂的街市，避開永無止息的掮客搭訕，我感覺似乎只要一個轉彎，就會遇見蒂洛，那種時空虛實交疊的錯置感，總讓頻頻被滋擾導致煩躁的我霎時會心一笑。

小說的最後看似美好完結，但這或也折射了印度的現實殘酷，血腥的屍臭的撕裂的疼痛的都無法一時間得到休止，於是讀者只好冀望作者構建的短暫綠洲，來安慰極痛之後的極樂，在下一場無可避免的死亡衝突爆發以前，學會在血泊和垃圾堆裡跳舞。

——寫於2017年10月

追伸：本文刊載於今日《星洲日報》副刊<讀家>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