媽媽便當

因著母親節前夕，台灣旅日作家張維中在自己的臉書上分享了一篇吉本芭娜娜關於母親與便當的散文，一邊聆聽他的溫情朗讀，我一邊也不自覺想起了自己的故事。

小學時代，我算是個非常挑食的孩子，加上倔強又有點被寵壞的個性，只要是我認定不喜歡吃的食物，不管是豆芽、苦瓜還是洋蔥，就一定不可能被我放進嘴裡，日日下廚的母親不像其他嚴格的家長，會試圖說服甚至鞭策我改掉壞習慣，反而依順著我的口味偏好，在我只喜歡的種類不多的食材中，變換著料理方法做出可口而不枯燥的菜色。

因為擔心我在學校食堂的簡餐中找不到想吃的食物，母親甚至在每天上午十點鐘的下課時間，將精心準備好的小點心親自送到學校來，如今回想，或許那就像是日本人的便當精神，雖然沒有他們那種如藝術般的完美擺盤裝飾，但將小麵包三文治或是炸春卷放在塑膠盒子內，偶爾附上一罐養樂多，裝在紙袋內，已經有著不輸日本母親的細膩用心。

為了幫補家用，母親和許多村裡的其他媽媽一樣，接了紡織工廠的外派工作，在家裡當起女紅，用縫紉機縫製手套賺取微薄的外快，我小學時關於媽媽最多的畫面，就是她長年坐在縫紉機前，由早到晚不停地工作，白天就著窗台前灑進的日光和老花眼鏡，專注於眼前的一針一線，晚上就打開架在縫紉機上的檯燈，繼續埋首苦幹，家裡的地上總是堆滿如小山丘的白布手套，和飄散在空氣中撓鼻的粉塵。

縱使如此，對於孩子的三餐溫飽與營養攝取，母親仍不辭辛勞地不假手他人，每天還是勤力下廚，或許也是為了節省生活開支，然後帶著熱騰騰的便當，從家裡騎機車到村裡的小學校，由側門的籬笆上直接遞給早已等在那兒的我。

那時大部分同學都在下課鐘敲響的第一聲就百米衝刺，拔腿狂奔到食堂去買東西吃，只有少數幾個不吃飯（或是當年沒錢吃飯？）的同學留在課室裡，我輕鬆地坐在位子上，掀開盒蓋，像是獲得貴賓待遇的王子，罔顧食堂裡為充飢而還在大排長龍的其他同學，先行大快朵頤起來。

隱約記得那個時候，我在接領母親送來的便當時總是相當快速，一手接過裝著食物的沉甸甸紙袋，一邊隨便和她應付兩句，未等她說完，我就快快跑開，進入沒幾個人的課室裡用餐。可能是害怕同學的嘲笑，「都三年級了還要每天等媽媽送餐來」，所以我才盡量縮短母親出現在學校外圍的時間，很不諒解地希望她送了餐後就快點回家去。

後來學校為加強我們針對UPSR小六檢定考試的應考能力，為每個五年級和六年級學年的學生設立校內補習班，全校放學後我們得繼續留下來補課，直到下午三四點。小村鎮裡的微型華文小學校裡，規模不大的食堂似乎只專注於經營上午十點鐘的下課飲食販賣，到了下午一點鐘以後，不是所剩寥寥無幾的幾種「剩餘」菜餚，就是直接打烊休息。校方一方面通知學童家長為孩子準備午餐，一方面也在特定時段開放校園，允許欲送便當的父母進入食堂區域，讓孩子們吃到家裡準備的豐盛飯菜。

到了這個時期，母親的便當從小巧的塑膠盒子「升級」成四層鋼製飯盒，因為不再是十點鐘的果腹點心，而是對身心成長更為重要的正式午膳，母親卯足全力，烹煮的菜色也更多樣化。

四層飯盒中，一層會是滿滿的熱騰騰白飯，一層會是我喜愛的炸肉餅或其他炸物，一層會是蒸豆腐或炒雞蛋，一層會是熱乎乎的湯品，另外準備的盒子中還會有飯後甜點如削了皮的切片蘋果，或是巧克力布丁一份。仍舊沒有我討厭的各類青菜，仍舊是針對我的口味設計的菜單，每一回從課室走到食堂，在母親面前打開層層疊疊的便當盒時，就像是打開禮物盒那般，我總是懷抱著嘴饞的期待。

後來我推測，小五開始變胖的我應該就是平日的伙食太好，每天下午都有母親親自送來的熱食，沒有需要挑掉的青豆或是胡蘿蔔，我可以大口大口地把盒中食物都一一清光，然後頂著圓鼓鼓的肚子心滿意足地回到課室繼續上課。

那段便當光景一直是我回憶母親時的重要依據，她的料理到底有多好吃，其實我已經有些不太記得，但送便當時飄散的香氣是牽連著家的味道。雖然她如此慈心地寵壞了我小時候的飲食習慣，但長大後我對均衡飲食還是有了一番自我徹悟，在多年後漸漸學會愛上洋蔥、豆芽和苦瓜，也許那是一種反饋，在知道再也沒有來自母親親手準備的便當後，我於焉下定了要更懂得照顧自己的決心，從每一口飯開始。

追伸：
（一）從來覺得在母親節談母親有些不像是我會做的事，但正巧前一晚聽了一則相關散文而牽起久遠的回憶，遂決定今日書寫成文，以作記錄。祝各位媽媽母親節快樂。

（二）本文亦刊載於7月19日的《星洲日報》副刊（我突然變成芙蓉人了）：